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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小芳解读加薪潮
文/首席讲师谭小芳

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前段时间看到两则不同但相关的新闻：一是代工生产苹果(Apple)iPad平板电脑和其它高科技设备的富士康(Foxconn)发生了一连串自杀事件，二是本田(Honda)的一家零部件厂发生令人瞩目的罢工。这两件事也都带来了引人注目的加薪：富士康员工加薪30%，本田工厂提议加薪24%（工人们要求加薪50%）。

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数年来一直有报道称，广东部分地区出现员工短缺，在2008年后期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出口业之前，薪资曾出现涨势。同时，中国的薪资水平仍仅相当于墨西哥的三分之一，巴西的四分之一。经济学家们表示，中国已经触及（或正在逼近）“刘易斯转折点”，即富余的农业劳动力“池”逐渐枯竭，引发工业工资大幅增长。

这些动态与中国各地薪资普遍上涨的总体趋势吻合。在东南沿海的另一个出口中心温州，职业介绍中心信息科科长戴琴兰表示，今年当地多数工厂的工资已上涨了20%。北京市昨日宣布，将把最低工资提高20%。

今年上半年以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上海等省市先后上调了本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20%。最低工资的大幅提升，让那些依靠“低工资、低成本、薄利润”运营的制造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不少企业需要对现行工资进行较大幅度提升，以达到标准的要求，这就严重挤压了它们本已微薄的利润，一些企业甚至面临着亏损、倒闭的危险。

更令企业担心的是，本次“最低工资”调整仅仅是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序曲，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正在终结。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即使“最低工资”不进行调整，企业要想继续用低廉的工资雇佣到员工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劳动者维权意识的觉醒，也将推动用工成本的大幅上升。

谭小芳老师（官网www.tanxiaofang.com）预测：在如此的示范效应后，可以想象，中国制造业工厂工人的加薪浪潮肯定会在短期内席卷珠三角，并波浪式地传向全国。面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少学者和企业管理者认为这会带来“中国制造”的终结。事实上，用工成本的上涨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也是一次转型升级的契机。

为啥说是契机？我们先看一个案例：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因其在1913年创立了第一条汽车装配流水线，使得汽车装配速度提高了8倍，第一次实现每10秒钟诞生一部汽车的神话而闻名世界。然而，当时福特公司CEO艾柯卡却认为福特对美国乃至世界的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所采取的高薪制度。早在1914年的1月，福特宣布将工厂工人工资增加一倍，从而使员工工资达到前所未有的日薪5美元的高度，这在全球都成了头版新闻。福特的这一举动让当时的企业家和媒体震撼不已，但让福特意想不到的是，福特的5美元改革，极大地增加了员工的归属感。在实施“新政”之前，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流动率高达380%，而在5美元新政之后，劳动力的流动率却低了90%，旷工率更是从10%降到了0.3%，福特的工人们开始以在福特工作为荣，更令福特惊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被吸收进厂，这对福特公司的技术进步可谓意义重大。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企业的行为尽管有效，但未必最优。事实上，从利润的分割来看，制造阶段获得的利润本来就少，因此无论怎么挤，也增加不了什么利润。但换一个角度想，既然制造环节增加不了利润，为什么不试着向设计、营销环节要利润呢？

美国著名的芭比娃娃的真实出生地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广东是芭比娃娃最重要的生产加工地，而美国只是负责产前设计和产后营销。但是从利润分成上来看，在美国售价为10美元的芭比娃娃，在中国的出厂价仅为1美元。即使按照10%的制造利润率计算，通过生产一个芭比娃娃，中国的企业获利也不超过0.1美元。而美国的玩具企业，通过控制研发和销售，则能轻易地从每个芭比娃娃获取近9美元利润。目前，中国企业争取利润的努力都主要集中那个0.1美元上，而对于9美元的部分则视而不见，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有某家企业，率先从集中于加工制造转向研发和销售，就能创造出远远超过同行的利润水平。

也许，有的企业管理者会说，现在制造业的利润已经很薄了，哪里有资金来花在研发、营销上啊？确实，用有限的资金来投入研发、营销，对于一些制造业企业来说是困难和痛苦的，但是完成利润区的转换却是企业必须经历的阵痛。熬过去的企业，等待它们的是美好的明天！

近年来，各界都在呼吁中国经济的转型，要求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和改变中国在利润的最低端的冷酷现实，但比较优势和产业转移的路径依赖告诉我们，中国要想在短期内改变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恐怕不太现实，诸如富士康之类的能够吸收大量劳动力的“代工”企业在中国依然具有存在的必要。

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中国制造的大蛋糕，被国外分走了90%，国内生产者只分享了10%，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在剩下的10%里，劳工只分得其中的1%究竟合理不合理。国外的90%与国内的10%，属于国际分工问题，而10%与1%，则属于真正的分配问题。

只要是反映了更高的生产率，中国要求加薪的压力就是一项“功能”，而非缺陷。在中国之前，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都走过这条发展道路。在中国之后，将会是越南，希望还有老挝，有朝一日也许还有缅甸，最终，没准朝鲜也会加入。我也听到——有关部门领导一再宣言，罢工争取加薪只是个案——但这正是时代大潮之势，任何人都无法阻挡，正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言的：“天下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事实上，加薪是有潜力的，虽然短期可能利空，但绝对是长期利多，也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党中央不是老在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吗！

中国的普通工人阶层，经过了国企下岗和民企盘剥，再面对飞涨的楼价、教育、医疗成本，即所谓新的“三座大山”，在过去的十年，已经悄然从中国的主流消费群体中淡出。中国的产业工人们忽然发现，他们的微薄薪水已经多年未有大涨，论购买力平价，已经是通货膨胀中被“剪羊毛”剪得最惨的一群人。难怪郎咸平教授会说：“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

而我要说，美国很富裕，但中国工人却很难：一个工人凭借自己的劳动在城市体面生活，究竟需要多少工资？谭小芳老师了解到：在深圳，以每月食品消费约613元、恩格尔系数为0.5(即每人以月收入一半购买食物)、赡养系数1.87(每一就业人口供养1.87人)来计算，每人每月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为2293.7元；另一份按照更低标准计算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考虑每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及养育孩子的需要，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再以北京为例，一个大学本科生刚毕业的平均工资也就2500元左右，而六环以外的房价平均都达到1万元每平米，如此而言，该本科生工作五年都买不到10平米，这让他们如何在这个城市生活。因此，为了响应国家保增长、促民生的政策方针，未来提高工资，保证人们的生活质量将成为必然趋势。

中国社科院的资料显示，中国产业工人的工资在过去10年的最初几年增长了2%至5%，在2004-07年期间增长大约7%，而去年才增加了16%。《中国日报》报道说，中国的劳动报酬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已经连续22年下降。劳动报酬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从1983年的57%，降至2005年的区区37%，且此后一直停留在这个水平。“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收入水平低、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这种局面正在引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挑战”。

谭小芳老师（预定谭老师加薪管理培训，请联系13733187876）认为，从长远来看，加薪应该会造成深远的良好影响。因为，为中国产业工人加薪才是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中国企业才能提高劳动效率，中国产业才能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有利地位，中国经济才能转型，中国才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主要有如下方面——

首先，给产业工人加薪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变成由消费拉动。

其次，给产业工人加薪能够促进中国经济模式的升级，改变目前以廉价劳力生产的低附加值产品维持竞争的局面。

再次，给产业工人加薪有助于迫使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降低成本。

中国企业有何借鉴？谭小芳老师建议：

首先，从宏观而言，抓住契机，积极响应产业升级政策。

其次，从微观而言，合理地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倾斜。

第三，通过引入技术、设备，减少对人工的依赖

第四，优化管理模式，提高员工归属感

第五，合理调整薪酬体系,加强绩效管理力度

第六，做好接班人计划，事先规避“加薪潮”带来的“跳槽潮”！